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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離信用經濟有多遠—信用管理專家林鈞躍先生訪談
 發布者:zyq 發布時間:2012-07-04 閱讀:2957

 

騙可口可樂與騙健力寶的區別

《南方周末》:從汕頭的情況來看,信用缺失已經影響一個地方的投資和發展。就您了解,國內信用狀況惡化到什么程度?

林鈞躍:國企相互拖欠16000億元以上,造成有的省國企沒有什么資產。據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去年調查,大型國企普遍逾期應收賬款增加,說明呆賬增加。

此外,銀行收不回貸款更不用說了,數以萬億計。

國家經貿委中小企業司起草了《關于建設中小企業信用的若干意見》,最近十部委會簽下發,內容是中小企業信用狀況比較差,因為信用體系的缺失,無從判斷它的信用,造成它們融資難,也就使民營企業發展壯大非常困難。中小企業最大的問題是融資難,因為很少有不靠銀行資本或外圍資本能發展壯大的。

再有,普遍的失信現象造成社會的不信任狀態,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限制了企業的規模,造成私營企業必須靠血緣關系經營、繼承,最大的惡果是不能生成大型企業。可想而知,怎能跟世界五百強企業抗衡?這是普遍失信現象的惡果。

外貿方面,1998年外國公司欠中國公司150億美元,其中80%是壞賬,現在的外貿公司總公司都懂得設一個信用管理部門。

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,中國企業之間互相騙的多,但對大型外商企業欠賬比較少。什么原因?兩個因素:失信成本大小的問題,比如覺得騙可口可樂公司很嚴重,如果是健力寶它可能就想騙;另外,外國公司的信用管理水平比較高,它們有信用管理部門或風險管理部門,不能讓你隨便騙。

《南方周末》:騙可口可樂與騙健力寶有什么區別?為什么騙外國企業的失信成本比較高?

林鈞躍:比如某化工進出口總公司,這個企業騙內地、包括香港公司都騙了,但它不騙美國公司也不騙大公司,因為它本身是當地最大的外貿公司,它認為如果在IBM面前失信,或杜邦公司那兒失信的話,將來不好做。因為它不想今天把執照撤了,明天再成立個什么公司,況且它還想國際化。只要這個公司不能隨時換執照,它就特別謹慎,不在外國公司面前失信。

信用體系的懲罰機制,很多不是由政府來執行的,是市場化的結果。我體會它的心情是這樣:假定在IBM那兒失信了,IBM的風險簿里記它一筆,IBM肯定是鄧白氏(企業信用調查類公司)的會員,因此鄧白氏的“世界數據庫” 里就有它的不良記錄,那它跟任何一個外國公司做生意就不大容易了,損失比較大,而騙一個國內化工廠就無所謂。

《南方周末》:為什么無所謂?信用缺失有什么危害?

林鈞躍:現在,在沒有建立社會信用體系、資信數據庫之前,什么后果也沒有。你要是被公安抓住了,只是比較倒霉,因為公安的力量有限。騙了白騙。就像海關關長說的,中國海岸線這么長,我們不可能三步一崗,五步一哨。像2萬元錢案值的案子,連破案成本都不夠。

信用時代到了嗎

《南方周末》:既然普遍失信,為什么有人說,中國可能提前進入信用經濟時代?

林鈞躍:經濟是這么發展的:以物易物—貨幣交易—信用交易。北美市場是全世界最大的信用交易市場,一年2萬億美元,美國人平均有3張多信用卡,老百姓出門買菜甚至付小費都用信用卡。

信用經濟最主要的特征,就是信用交易在市場上占主導。世界各國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、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時,進入簡單信用經濟時期。中國今年春節宣布,我們的GDP是849美元,但是聯合國估算,中國東南沿海大城市的人均購買力已經超過2000美元。

市場還有一個要求,要變成買方市場,廠家就想把東西賒銷出去,不管什么手段先賣出去。為減少賒銷的風險,他會想到信用管理,賒銷是最主要的一種信用交易方法。國內貿易局曾對602種產品跟蹤統計,98%在1996年下半年變成買方市場,老百姓日常用的工業品都在里面呢。

東南亞金融危機,使得國內經濟必須依靠國內市場,怎么拉動內需?賒銷、信用就是一種手段。外界大環境推動中國政府走到這一步。

中國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性,造成有些地區可能提前進入信用經濟時代,它就徘徊在離信用經濟時代最近的地方,怎么跨過去?必須有社會信用體系。而社會信用體系工程必須由政府啟動,民間啟動不了。

《南方周末》:請您舉例,我國政府正在做哪些努力來啟動社會信用體系?

林鈞躍:北京等20多個城市向人民銀行總行申請,要建立地方信用局,即個人資信調查類公司,每一個北京市居民,包括暫住的外來人口,每個人都要建立信用檔案。上海市正在試點。就此,人民銀行總行正在做行業規劃。

北京市工商局正在研討,對于有失信記錄的企業,比如簽了合同不履約、造成多起經濟官司,我不給它年檢行不行?那是工商局行使自己的行政權力,不是市場方法,市場方法是逐漸讓這種企業不必去注冊,注冊了也沒有意義,就得好好做。

當有“個人信用記錄”時,大數據庫里也有失信企業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經理人的記錄,北京市工商局設想,把不良記錄記在他們身上,在若干年內(美國法律規定7年),不允許你重新注冊企業,你不能做企業法定代表人或高級經理人員,你找工作的時候,如果找到一家公司去做一個職位,有客戶跟它談生意的時候,一查,對方企業的經理人員中,有身上背著不良記錄的,那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,因為你用這種人來做管理。

如果有人鉆空子,背著壞記錄不要緊,我不做生意了,以妻子的名義注冊公司,工商局說,反正你這個人不能進入主流社會,你不能拿一名片印著我是董事長、總經理,只能躲在幕后,影響你的形象。

但如果你跑到湖南找工作,北京市工商局就不好辦了,這需要各部委配合。現在,公安部的身份證中心有9億人口的身份證資料,最好能以身份證中心為主,完善個人信息,建立一個查詢網絡。這個人找工作,先查他身份證,首先不能用假身份證,驗出真假,發現真的身份證有不良記錄,他也不被錄用。

中國移動通訊和中國聯通,總共手機拖欠話費150億—160億元,每打100元話費,就有五六元收不回來。應該要求代理商、賣SIM卡的地方都鑒定身份證,杜絕利用假身份證騙打電話。如果拖欠話費,有了不良信用記錄,電信、聯通和未來其它電話公司將不為這種人安裝電話。

有時候一些事情在中國不能實現。比如北方某沿海城市,市長要求招商引資,建成國際化城市,外經貿委官員跟我講,我們很多中外合資企業是假合資,要么外方資本不到位,要么中方代外方注入資本,怎么辦?

我說這很簡單,查一下對方資信,全世界除了朝鮮、古巴、阿富汗、老撾、利比亞5個國家不能查,任何國家的任何有限責任公司都能查。比如一個公司從美國進口60萬美元的中央空調配件,要開信用證,60萬美元要打到美國,中方外貿公司的保證金很少,只有20萬美元,建行心里不托底,結果一查,外方是家鮮花店,其實是為了逃匯。

但是很滑稽,過了一個星期我問他,他說這個辦法很好,但是我們市長要求,不能說我們去年中外合資企業是400家,讓你這么一查,就剩100家,今年本市招商引資工作一落千丈,那行嗎?不能允許。寧要假的政績。政府下一硬指標,今年合資400家,明年就得達到500家。它不僅不查假,指標壓下去,它只能造假呀。

有的事情可做,有的事情不可做,但是只要是市場化的,就一定能做。

發行信用就等于發行紙幣

《南方周末》:從規律上看,是不是所有的國家在跨入信用經濟時代之前,表現出來都是信用惡化最嚴重的時候?

林鈞躍:對。這是必然的。普遍失信現象絕對不是中國一國的事,任何一個國家進入信用經濟時代之前都一樣。為什么100多年前,西方國家建立征信所?沒有失信現象的話,不可能去建這樣的公司。只不過在時間上,比如美國十九世紀進入簡單信用經濟時代,二十世紀初就進去了,我們比人家晚了100年。

因為經濟在增長,交易次數增加,交易額度增大,所以騙的次數、額度增加,你會感覺比從前嚴重。

而且,人的收入水平高了,使用各種先進手段的可能性增加,經濟犯罪的手段多樣化,失信現象更嚴重。

《南方周末》:為什么說普遍失信限制中國成為經濟大國?

林鈞躍:市場經濟剛剛發展,經濟發展初期增長肯定比較快,但是現在增長受到限制。

社會發行信用就等于發行貨幣———貨幣就是一張紙,為什么商店接受?那是銀行的信用狀,你拿出一張紙寫個欠條不行,因為你的信用不如中國人民銀行的信用好。

比如我今天發行100張信用卡,給你1張,可以透支1萬元,你透支了,那么社會上多了這份消費,這消費是提前消費,等于應該印出這些票子給你花,現在沒印票子給你張卡,酒店接受了,你消費的額度等于增加發行了貨幣。

因此,如果信用發行多了,等于擴大一國的市場規模。比如發行2億張信用卡,每張1萬元,平均使用30%額度,那就等于發行了6000億元貨幣。社會上增加6000億貨幣購買力,產品賣出去,廠家生產需要上設備上工人,解決就業問題,形成良性循環。

效果是,中國的市場規模翻番地放大,中國就是經濟大國了,走到信用經濟時代,經濟實力比現在要強好幾倍。

《南方周末》:請您給汕頭支招,怎么解決失信問題?

林鈞躍:汕頭市的震懾作用是蠻好的,要是能把汕頭的小體系做好了,對全國大體系是貢獻。

要防范大比例的失信現象,必須得交易雙方信息對稱。比如某地和內蒙古的公司做羊毛生意,賣方內蒙古不了解買方是不是騙子,就很可能上當受騙,因為社會沒有機制保證他們信用交易成功。匯票、文件都可能是假的,銀行地方性保護,就不劃款給你,都可能使哪怕最短幾天的賒銷,沒把款打過來,結果拖了一兩年成了壞賬。

中國現在500多萬家國企都有可能進行交易,如果有一個數據庫,集中了企業的信用記錄,就能使大家知己知彼。

現在,不能拿到足夠的信息對交易對方進行分析,征信數據掌握在六七個部委手里,而且不透明、不健全。貝爾實驗室做過抽查,50%以上的工商登記數據有問題。按國際慣例,市場經濟國家這些數據都是開放的,我國還沒有法律。

從根本上整治失信現象的一個基本辦法————政府、政策要讓信用管理行業的所有的分支能夠生存。如果當地的信用管理行業比較發達,那個地區應該不存在嚴重的失信現象。

分支機構比如企業資信調查類公司、個人信用調查類公司、資信評級類公司、商賬追收類公司、查詢支票防偽打假公司,還有一些手段,比如保付代理公司、信用保險公司等。

這些機構進去了,懲罰機制隨之就建立了,這是市場化的辦法,不是政府命令。信用管理行業能生存,說明征信數據解禁了,說明政府允許建立好的社會信用環境,這是試金石。

《南方周末》:您預計,中國何時進入信用經濟時代?

林鈞躍:看你現在怎么做,因為也許觸動體制,如果不想變,只是扯皮,永遠也走不到。如果從現在抓起來,決定融入世界經濟大循環,我覺得建立環境秩序需要5年,5到10年,國民總體收入水平應該超過日本。

市場經濟發展的兩大支柱,一是社會保障體系,一是社會信用體系,但對社會信用體系的認識才剛剛開始。

一個人走入低谷,在市場經濟中失業了、退休了、生病了,就需要社會保障體系,因為他(她)有生存權;當一個人要發展、要成功,就需要社會信用體系。有信用就可以融資、獲得低息貸款,一個剛大學畢業的人想要房要車,有信用就可以立刻享受明天的高質量生活。

市場經濟走向成熟,就一定會發展到信用經濟。

林鈞躍簡介:

1982年畢業于中國礦業大學自動控制專業。

1988年,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Clarion大學理學碩士學位,次年獲該大學頒的“突出貢獻獎”。

此后轉學經濟,并于1991年1月獲明尼蘇達州經濟專業碩士。主攻計量經濟學和信用風險管理。

1991年—1995年在美國期間,在南加州從事企業信用管理和投資咨詢工作。并曾負責鄧白氏公司(美國最大的企業資信調查公司)的企業資信調查報告。

1999年起,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“建立國家信用管理體系”課題組成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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